二十大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二十大“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報告明確了“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系統性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報告深刻勾畫了未來的施政綱領和經濟社會發展藍圖，指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主要目標任務有：“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取得重大進展”等。
理解二十大報告所勾畫的未來方向，將使我們腳下之路走得更為堅定，以后天的視角思考明天的格局，以明天的格局做出今天的決策。本文聚焦于二十大報告中對經濟工作方面的部署做重點解讀，旨在幫助企業家、投資者厘清政策方向，抓住未來確定性機遇。
二十大報告中對經濟工作方面的部署主要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部分闡述，并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部分提及。
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部分，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高質量發展，同時明確兩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相比十九大報告重點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后，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但從2008年全球“大衰退”危機以來，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顯著變化，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從2006年峰值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雖然疫情以來的近三年，在全球“大封鎖”危機下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回升至35%左右，但這并非長期趨勢。
首先，當今國際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全球化逆流、地緣經濟割裂所帶來的全球產業鏈調整與重配、和平紅利下降，將成為一大長期可能性。
其次，從全球來看，以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是大國經濟的主要特征，發達國家多是以內需為主導的消費國。中國作為擁有14多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人群的經濟體，人均財富提升空間及內需釋放潛力巨大，更應以我為主、主動作為，搶占發展先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從政策面來看，自2020年4月10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首次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后，“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決策，“新發展格局”在多次重要會議中被提及。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納入其中。
二十大報告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部分指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
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重點要理解兩個“不是”。第一，雙循環不是封閉的國內單循環，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使國內外兩個市場中的供給與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長期基本國策，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第二，雙循環不是各地的自我小循環，“雙循環”的基礎是國內大循環，而國內大循環的基礎是全國統一大市場。
“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對企業未來生產經營有普適性影響的關鍵點，背后蘊含著長期確定性機遇。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
《意見》共有5個主要目標，分別為：持續推動國內市場高效暢通和規模拓展；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進一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
對外來看，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中國經濟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最強“免疫系統”；對內來看，在《意見》全文中，“發展”與“加快”兩詞分別出現了22次，這不僅決定著市場經濟以及各產業長期發展的趨勢，更體現出具體政策實現落地的急迫性。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相關制度完善，也將立破并舉。
伴隨著《意見》中各方向、各領域所細化的具體政策逐步落地，企業將迎來以下五大發展機遇：
機遇一：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核心目的是實現中國經濟內部的“小全球化”。各地區將趨向于形成“主體功能區”為特征、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企業需要圍繞各區域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做長期布局。
在實現大市場的基礎上，建設強市場，使市場中的供給與需求在更高水平上達到動態均衡，這需要未來各個地區在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的同時，圍繞其比較優勢產業實現“精耕細作”式的發展，區域產業優勢將不斷升級，而不是“貪大求洋”式的發展。
具有生產加工優勢的地區將發揮其制造優勢，實現更高質量的供給；具有消費潛力的地區將發揮其消費升級潛力，培育中高端消費新動能。
企業首先需要關注的是，自身所處的行業與所在區域已形成的優勢產業是否長期匹配，其次，是否圍繞區域優勢產業進行市場布局。
機遇二：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將有利于企業市場邊界擴大，但區域品牌價值會不斷下降。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將使交易與制度性成本下降，有利于企業市場邊界擴大。但是，各地區過去所形成的價格保護機制將被逐步打破，行業集中度上行，頭部品牌市場將會更廣，區域性品牌企業需力爭成為行業頭部，不可“偏安一隅”。
機遇三：“線上數據”與“線下物流”迎來發展機遇。
“線上數據”與“線下物流”作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設施”，首先要實現暢通無阻，所以會率先迎來發展。
機遇四：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將使中高端產品出口競爭力得到提升，并非市場一直以來所誤解的出口市場將大幅減少。
以相對統一而非分割的區域市場參與全球貿易分工合作，將進一步形成規模經濟優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升全球定價權，中高端產品將具備更大的議價空間，出口競爭力得到提升。
機遇五：《意見》也對加快發展統一的資本市場作出了具體安排，資本市場將更好地支持創新型企業實現融資發展，提升投資者資產配置效率。
《意見》提出“強化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與統籌監管，統一監管標準，健全準入管理”“加強區域性股權市場和全國性證券市場板塊間的合作銜接”“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止脫實向虛”“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
資本市場的核心功能是服務于實體經濟，即在資產端幫助優秀的企業實現融資發展，在資金端使投資者實現資產配置效率與效益的最大化。注冊制改革以來，資本市場正在加速補足核心功能的缺失，但當前資本市場依舊存在資本無序擴張等亂象。
統一的資本市場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組成，也是關鍵的要素和資源市場，與土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價值并列，只有資本市場實現良性發展，各要素之間才能實現更加良性的“互動”。
此外，二十大報告也指出，“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可預計，資本市場全面注冊制改革，以及監管等方面的統一整合將會提速。
對于企業而言，通過資本市場實現融資發展的成本將會大幅降低；對于投資者而言，“由大向強”轉變的資本市場也將大幅提升資產配置效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最早出現于2015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在十九大報告中，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部分更是清晰表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一條主線，從而推動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
二十大報告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指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首先，需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大重點。第一是供給側，供給與需求在市場經濟中并非完全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市場沒有需求，供給便無法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創造新的供給；而沒有供給，需求便得不到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所以，供給側管理與需求側管理便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兩者缺一不可，相互促進。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平穩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長期增長動力，通過優化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配置，調整生產結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等方式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長期增長。
在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中，供給側與需求側都面臨問題，供給側的問題仍較為突出。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修昔底德陷阱”，便需要從供給側提升科技創新能力，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等難題；從長期來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則需要在農業發展、綠色低碳等供給側方面培育新增長動能。
此外，二十大報告相比十九大報告重點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對關鍵作用”，表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要做好需求側管理，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使供給與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
第二是結構性改革，當前經濟發展中供給側的問題，更多是結構性的問題。在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要求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從最初的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進一步深化到“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四個方面，一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二是增強與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三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四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并逐步深入到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
對于企業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宏大敘事，看清目標、厘清主線后便可抓住其中機遇。
例如，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在不斷發力資本市場改革，穩步推進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助力創新型企業融資模式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聚焦全力推動現代農業建設，扎實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為目標，實施了以完善產權制度和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一批標志性、關鍵性重大改革，不斷增強市場主體活力和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基礎設施：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二十大報告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指出，“優化基礎設施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集成，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近年來市場長期存在著“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已經飽和”、“基建投資回報率低，甚至難以覆蓋投資成本，經濟效益低”等問題的討論。在2022年4月26日所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中，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十九大以來，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歷次會議深入研究“事關根本和長遠”的重大經濟問題）。
首先，關于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已經飽和，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明確指出，“我國基礎設施同國家發展和安全保障需要相比還不適應”。并同時指出，“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對保障國家安全，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擴大內需，推動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關于基建投資回報率已經較低，經濟效益較低的問題，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強調，“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安全效益相統一，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要注重效益，既要算經濟賬，又要算綜合賬，提高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綜合效益”。
這里有兩個關鍵，第一，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僅看經濟效益，而要看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安全效益，算綜合帳。第二，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會議同時強調，“要適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領產業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設施，同時把握好超前建設的度”。機遇六（接上）：對于企業而言，現代化基礎設施的重點方向與其所涉及的相關行業，不僅具備因“適度超前”的短期機遇，也具備因“事關根本和長遠”的長期機遇。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中明確了現代化基礎設施的五大方向，其中既包括傳統基建，也包括新基建，企業可圍繞以下方向提前做戰略布局。
第一，交通、能源、水利等網絡型基礎設施。包括交通（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架、沿海和內河港口航道、水運設施網絡）、能源（分布式智能電網、新型綠色低碳能源基地、油氣管網）、水利（水網主骨架和大動脈、重點水源、灌區、蓄滯洪區建設和現代化改造）等；
第二，信息、科技、物流等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包括信息（新一代超算、云計算、人工智能平臺、寬帶基礎網絡）、科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物流（綜合交通樞紐及集疏運體系、支線、通用和貨運機場）等；
第三，城市基礎設施。包括城市群交通一體化、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衛生應急設施、智慧基礎設施（智能道路、智能電源、智能公交）等；
第四，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包括農田水利設施、農村交通運輸、城鄉冷鏈物流設施、供水工程、農村污水和垃圾收集處理等；
第五，國家安全基礎設施。要加快提升應對極端情況的能力。
創新驅動：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對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制勝法寶。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25萬美元，接近世界銀行2022年7月所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人均GNI 13205美元。
中國經濟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主要看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能能否實現由要素投入驅動（傳統資源、土地或廉價勞動力），向技術創新驅動（激發市場主體創新發展活力）跨越。二戰結束以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無不在全球創新和產業鏈分工中占據關鍵位置。
此外，在日趨復雜嚴峻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對于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提高的中國來說（2012年至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3%上升到超過18%），科技創新已不僅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 只有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攻克“卡脖子”難題，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把握住發展的主動權，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從政策面來看，在近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科技創新已擺在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202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八大主要任務中，“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排在首位；2021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七大政策部署中，提出“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
要實施科技體制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劃”；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推進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突破供給約束堵點，依靠創新提高發展質量”。
二十大報告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部分中指出，未來創新驅動兩大重點方面：
1. 創新驅動目標：“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快實施一批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等；
2. 創新驅動主體：“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等。
對于企業而言，國家創新驅動戰略背后的確定性機遇便在數字化轉型與“專精特新”。
機遇七（接上）：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實現創新發展的“基礎設施”。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發展是由產業數字化支撐，而產業數字化則是由企業數字化轉型來實現。
此次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對數字產業集群”。
近年來國家對于企業數字化技術改造的政策支持不斷加大。如2022年工信部提出“在今年年底為不少于10萬家的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服務，促進10萬家中小企業業務上云（筆者預計10萬家的投入在1600億元左右）”“優化數字化改造環境。
要完善制造業轉型的人才培訓體系，進一步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同時，通過聯合金融機構，豐富數字化改造的金融產品，進一步降低企業數字化改造的成本”等。
這些不僅是數字經濟時代國家實現創新驅動戰略的具體支撐，更是擺在企業面前“真金白銀”的政策紅利。伴隨著未來創新驅動戰略的逐步深化，政策面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還會不斷加大。
機遇八：“專精特新”是企業實現創新發展的“指路明燈”。
“專精特新”一詞自2011年時任工信部總工程師朱宏任首次提出以來，國家對“專精特新”企業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
2022年6月，工信部印發《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管理暫行辦法》，提出構建包含創新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3個層次的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體系。
此次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
自2019年以來，工信部共分四批次公示了9279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接近達成“十四五”期間培育1萬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目標。此外，還將培育10萬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100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
目前，國家層面已在資金支持、人才支持、創新協同、品牌市場、企業轉型、精準對接服務等6大方面推出多項加強“專精特新”企業培育的具體舉措。
相關政府部門一方面以認定獎勵、資金補貼、資源傾斜等方式直接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另一方面聯合科研院所、金融機構、行業內龍頭企業及專業化服務商共同構建了多元化的企業服務生態，通過研發補貼、購買服務等方式，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精準服務。
對于企業而言，創新發展并不是難以落地的宏大敘事，“專精特新”早已是“指路明燈”。
筆者建議企業要盡力、盡早按照“專精特新”的標準去發展。能申請國家級“專精特新”的申請國家級，進不了國家級的進省級，進不了省級的進市級，向著“專精特新”的方向創新發展。未來，各級政府在財力、人力、物力上會也將投入更多的資源支持“專精特新”。
綠色發展：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堅持先立后破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則需要經濟長期實現綠色發展。
從政策面來看，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綠色發展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等共同構成五大發展理念；2017年，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推進綠色發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等。
二十大報告在“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部分指出，“我們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實施全面節約戰略，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倡導綠色消費，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在綠色發展中，由2030年實現“碳達峰”與2060年實現“碳中和”所組成的雙碳目標尤其值得企業關注。實現雙碳目標并不是單一的技術、能源、氣候環境問題。
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其中“廣泛”、“深遠”、“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3個關鍵詞同時出現，是自新中國成立至今第3次，前兩次分別是改革開放與住宅商品化，可見實現雙碳目標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決策，勢必將對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能源、產業、科技、金融等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2021年10月，《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及《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兩個重要文件相繼出臺，共同構建了中國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而重點領域和行業的配套政策也正在陸續出臺，這也是雙碳目標的“BP（商業計劃書）”，其對各行業的影響，以及增量機遇將會具體細化。
對于企業而言，實現低碳綠色化發展，雖充滿挑戰，但也蘊涵了巨大的機遇。
機遇九（接上）：企業的低碳綠色化轉型不僅充滿政策紅利，也已成為實現長期價值化發展的“標尺”。
首先，近年來國家對企業低碳綠色化技術改造的政策支持不斷加大，對于工業企業的支持尤為突出。
2022年6月29日，工信部、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發布《工業能效提升行動計劃》，為全面提升工業能效提出“推進重點行業節能提效改造升級。深入挖掘鋼鐵、石化化工、有色金屬、建材等行業節能潛力，有序推進技術工藝升級，推動能效水平應提盡提，實現行業能效穩步提升”“推動低功耗芯片等產品和技術在移動通信網絡中的應用，推動電源、空調等配套設施綠色化改造”“鼓勵中小企業專注主業、深耕細作、強化創新，在節能提效技術裝備領域培育一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單項冠軍企業”等。
支持工業企業實現低碳綠色化改造可謂全方位無死角，其中每一項任務所細化的具體政策，不僅是國家實現綠色發展的支撐，也是擺在企業面前“真金白銀”的政策紅利，未來政策面對企業低碳綠色化技改的支持會不斷加大。
其次，當前政府正在逐步用雙碳作為“標尺”引導企業規范健康發展。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
從今年開始，政府部門推動“能耗雙控”轉向“碳雙控”，用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評判企業生產經營是否合規，從而給予不同的獎勵和懲罰。
此外，2022年10月9日，國家能源局印發《能源碳達峰碳中和標準化提升行動計劃》，目標到2025年，初步建立起較為完善、可有力支撐和引領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能源標準體系。政策面正在加速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節能降碳、技術創新、產業鏈碳減排等直接相關領域標準化。
在政策的引導下，上下游產業合作方逐步用雙碳作為“標尺”衡量合作機會，資本市場逐步用雙碳作為“標尺”判斷企業資本價值。同行業的競爭對手，如果在同樣產量下的能耗相同，你的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低于他，那么你便會獲得更多的商業機會與融資機會。
機遇十：新興產業迎來與“雙碳”融合發展機遇。
當前，國家正在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興技術與綠色低碳產業深度融合。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海洋能、地熱能等，不斷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其中每一項新興技術與綠色低碳的融合，都將創造千億、乃至萬億的增量市場機遇。
以能源為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發展就是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減少碳排放的最好體現。據乘聯會數據顯示，2022年9月新能源汽車零售滲透率首次突破30%大關達到31.8%，較2021年9月的滲透率提升11個百分點，且未來仍會逐步提高。
國務院印發《“十四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達到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20%左右”。可預計，將來會進一步提高到50%，甚至最終完全替代傳統燃油車，這將給新能源汽車行業及相關產業鏈創造萬億規模的增量市場機遇。
最后，二十大報告相比十九大報告將“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單獨成章，體現在新發展階段對“發展要安全”的重視度大幅提升。
報告指出“強化經濟、重大基礎設施、金融、網絡、數據、生物、資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加強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安全監管”等。企業需要注意的是，在努力抓住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機遇的同時，更要守住自己生產經營安全的底線，實現長期價值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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